绿色武器的历史背景

从上世纪初开始，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三次阿以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等大规模高强度战争，使用的武器五花八门，消耗的弹药不计其数。以铅为主要原料的弹头的大量使用，原子和化学武器的使用，以及战争中贫铀弹等高残留武器的大量使用，对人类活体和地球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欧洲人不易怀孕是否与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和在“一战”中曾公开大量使用化学武器有关，值得怀疑；虽然人类的平均寿命普遍延长，体育运动成绩也有所提高，但整体上的生物活性下降（如自然抵抗力下降、疾病增多），也不是不能成立。人类的生物活性是受多种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复杂地影响着的，但战争遗留的“化学自然”肯定也是其中不可否认的要素。随着战争手段的极大增强和战争烈度的极大提升，即便是常规武器的使用也到了人类自然和社会环境所难以承受的地步；况且不要说战争，即便是美国每年的新兵训练，就会打出上亿发M16步枪子弹，也就是说美国仅刚入伍的新兵每年就会把数百吨铅撒在靶场。正因为这样，人们越来越重视武器弹药的“绿色化”问题。在1974年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会议春季会议上，瑞典首次向联合国提出了关于“因为军事目的而改变环境”的问题。1976年10月，第31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禁止为军事或任何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公约》。保护环境不仅体现在已经达成的军备控制条约中，而且也体现在对武器发展的限制方面。比如用于增强穿甲效果的贫铀弹，在穿甲过程中汽化，然后凝结成细小颗粒，悬浮在空气中传播到很大范围，可被士兵吸入体内，损害健康，并对环境有很强的污染作用。因此，这种武器的生产与使用，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一方面要越来越大量地使用武器，另一方面又要日益关注武器使用的“绿色后果”，这的确是一种二律背反，其中既反映了文明的要求，又体现出利益的驱动，同时也折射了宏观巨系统时代弹药投送能力与“地球村缩小”之间的边际作用关系。使用什么性质的武器弹药，既和人类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一致，又与战争经济和作战效率的要求相联系。在冷兵器时代，人们靠体力和刀剑肉搏，虽然谈不上环境污染，但从战争经济和作战效率来看却是高耗低效的，因为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而人死不能复生，战胜方也要失去大量的青壮劳力。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中的弹药发射量与伤亡数越来越成反比，以至于发展到今天，一场消耗弹药当量相当于“二战”中盟军空军投弹量总和的战争，竟会以伤亡数百人至数千人的代价就结束了，而且作战双方现代化程度越高，伤亡率往往越低。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军事强国，其军事理论中只有强调人员生存率的定理，而没有节省弹药的要求，并且其经济实力和后勤补给能力又能够承受巨量弹药的消耗，因此它打起仗来从来是狂轰乱炸，是战场环境污染的最大制造者。在最新的费卢杰围城战中，美军为了消灭一个暗藏的伊拉克狙击手，往往使用155榴弹炮把一条街的楼房都轰塌，就是一例。显然，按照战争发展的规律，弹药的消耗越来越替代着人员的消耗，弹药的消耗量越来越成为天文数字，因此“因为军事目的而改变环境”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伊战期间，英国投下了近千枚炸弹，美国也承认使用了1500枚集束炸弹。这些弹药不仅给伊拉克人造成了较大的伤害，同时也危害了参战英美士兵身体的健康，使他们患上莫名其妙的怪病。如今两国都在考虑如何让未来的武器更具“可持续性”和“更环保”。美军正在讨论的环保措施包括用大豆油为战机作燃料，在战斗区域使用太阳能，研制氢动力的小型飞行器等。

限制军事活动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有的军备控制条约明确以保护环境作为出发点。比如用于增强穿甲效果的贫铀弹在穿甲过程中气化，然后凝结成细小颗粒，悬浮在空气中传播到很大范围，会被士兵吸入体内，损害健康，并对环境有很强的污染作用。因此，这种武器的生产与使用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