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率的解释

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收益率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1997）。

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收益率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

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收益率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收益率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Song（1991）认为较低的收益率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

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收益率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收益率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

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收益率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收益率水平与较低收益率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收益率。

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收益率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收益率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收益率水平的这一影响。

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收益率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收益率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收益率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收益率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收益率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收益率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收益率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收益率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收益率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收益率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

Li&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收益率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收益率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

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收益率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收益率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收益率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收益率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

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收益率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收益率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收益率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收益率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