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的倔起：侠客文化为何会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类人: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尽管他们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江湖上依然有他们的传说，这就是侠客。史学家司马迁曾为他们单独立传：《史记·刺客列传》、《史记·游侠列传》。在书中，司马迁是这样评价他们的:「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正因为这些高尚的品德和独特的魅力，所以「 ”侠客”文化即武侠文化也被写进了中国历史文化。 侠客行 据史料考证，「 ”侠”源自于商周，兴起于春秋，兴盛于战国。后面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处于政治目的，不断打击迫害这一群体，最后逐渐消亡。那么，「 ”侠客文化”为何会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一、好剑之风兴起，崇尚武勇之风流行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风雨飘摇，群雄并起，各个诸侯国为了称霸，随时都会兵刃相见，那个时期，冷兵器的材枓由青铜逐渐被铁代替，出现了具有王者风范的剑，深受各阶层喜爱。剑的出现，加速尚武之风流行，推动了当时武术竞技的发展，剑是尚武精神的象征，并且那时将「 ”侠"者称之为「 ”带剑者”，因此也越来越多的带剑者加入了「 ”侠”者的行列，民间也诞生了许多有名的剑客。侠者的行为准则是匡扶正义，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深受人们尊敬。 剑客 二、士人的倔起 在西周、春秋时代，士的政治地位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经济上有「 ”食田”,文化上受过教育。至春秋中后期，士阶层解体，失去了生活保障，但同时也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由于大国争霸的政治需要，各诸侯国争相「 ”尚贤”，士成了各国都迫切需要的人才，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培养了大批文化人，而且「 ”不争轻重尊卑贵贱，而争于道”的文化理念也在那时形成，此时，士人倔起。士人分文士、武士，而武士多为刺客、游侠等，他们在当时是最活跃的社会阶层，凝聚力和号召力都不容轻视的一股强大势力。 游侠 三、基层权力空虚，养士之风流行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日趋衰弱，官府不能有效管理，官府组织形式松散，基层权力空虚，在这种情况下，各诸侯国的王公贵族、权臣借助民间力量，填补进来，操控着基层秩序的运转。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身兼庙堂和草莽的诸候公子们，如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偿君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他们广交天下豪杰，礼贤下士，行侠仗义，收养门客数千人，同时为了满足大国争霸的需要，养士之风盛行。 齐国孟尝君号称有门客三千，他的门客有齐国罪犯，也有其他诸侯宾客。在某种程度上，齐国的基层势力已经由他填补。只要孟尝君把门客放出去，在齐国各地都能通行无阻，官府或者地头蛇都要给足面子，彼时的孟尝君，影响力极大，威名震耳，俨然武林掌门。 赵国的平原君虽然能力平平，但忠心报国，礼贤下士，门客也达数千。曾率门客毛遂，去楚国求救，说服楚王救赵，并在保家卫国的「 ”邯郸之围”中散尽家财，鼓励士兵坚守城池，直到援军赶到，解除危机。虽立了大功，却不向赵王请封，很有侠的风范。 最值得一提的是魏国的信陵君，四大公子之首，富有战略眼光，能力超群，品德高尚，堪称完美的人。他为了对得起国家窃符救赵，为了对得起国君客死异乡，忠肝义胆，舍身取义。正是这样一个人，才使诸侯皆不敢加兵谋魏数十余年，称的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孟尝君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战国四君子外，还有一些剌客表现不俗。专诸、聂政、豫让、荆轲等都被载入了史册。做为剌客身份的侠客，他们都表现为重情重义，忠肝义胆，士为知己者死，明知一去就是死，还毫不畏惧，舍身取义，侠字在这里就是忠义，对君主忠，对朋友义。知恩图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是那个时代侠客的行为准则，侠客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荆轲刺秦王，出征时唱的歌 金庸先生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一个布衣之士，墨家的创使人一一墨子，堪称 中国游侠的鼻祖。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身农民的哲学家，在战争随时暴发的乱世里，他带领着墨家弟子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为消除战祸，使百姓免于战火做出了很大贡献。楚国攻宋，墨子派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持守城装备帮助宋国，又以机智交锋，迫使楚国退兵，保全了弱小的宋国，可以说墨子对侠的运用，大到了为国为民。据考证墨家后来分化为两支，一支注重科学理论研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墨子 悠悠岁月，虽然侠客这个群体已经消失，但是侠客精神永存。行侠仗义、舍身取义、为国为民，依然是我们的行为准则，只要心存侠义，皆可为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