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安息(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人烟情况

在《汉书·西域传》里，我们看到不少关于古代中东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各国――大夏，大月氏、安息、乌弋山离、罽宾、条支等――的记载。自汉武帝派遣张骞西使以后，直到东汉晚期，中国和这些国家曾不断互派使节，进行着密切的商业来往和文化交流。在那样早的时代，中国便和那样遥远的国家建立起通使和贸易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古代史上一件大事。近年来考古学家的大量发掘发现，更具体地说明了在古代横贯东西的这条灿烂的“丝绸之路”，确是这种光辉友谊的见证。

为了把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这些国家的记载搞清楚，我们须稍稍温习一下中东和南亚次大陆的古史，才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些记载进行正确的诠释。再者，中东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古代历史文献比较零散、贫乏，因此，如果把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诠释清楚些，便对这些地区的古史也可提供一部分重要的史料。多年来，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中外史学家们，也曾利用过这些中国古代文献，但在诠释方面往往异说纷纭，不少谬误曲解之处，有些至今仍流传于史学界中，应该分辨清除。这两段读书札记，是笔者自己想初步试着拿中东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古史，和《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安息与乌弋山离等国的记载，相互参证，对以往他人考订基本正确的，仍然采纳；有争议的，分析商榷，择定取舍；谬误曲解的，分别驳辨，求还本真。这样做，期望对中国这部分古代文献能获得较近实际的理解。错误之处，切望读者指正。

（一） 安 息

中国古代关于安息的记载，首见于《史记·大宛传》，其次复见于《汉书·西域传》，兹并录于下。《史记·大宛传》说：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书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犁轩[1]。

又说：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欢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

《汉书·西域传》说（为叙述方便，兹将考证大致能确定的西方地名，用括弧把英语惯用拼法标在中文古地名的后面）：

安息国（Parthia），王治番兜城（Hekatompylos），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Seistan之Alexandria-Prophthasia）、西与条支（Antiochia，即Charax-Spasinu）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Kabul）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Oxus R.）。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轩（埃及之Alexandria）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安息东则大月氏。

《史记》、《汉书》中的安息即中东古史上的帕提亚（Parthia），久为中外史家所公认。清代学者徐松和李光廷早有考订[2]。在欧洲，最早德经（de Guignes）曾如此主张。[3]有些人认为是亚叙利亚，显系错误。[4]金斯密（Kingsmill）初步论及《史记》、《汉书》中的安息是安息王室阿尔沙克（Arsak）一字之对音。[5]嗣后夏德（Hirth）进一步论证，认为中国古音中没有r，因此每遇到外语中的r，中国古籍中常以n的结尾字音译，于是，Ar便音译为“安”；而“息”字中国古音大约读为sak。所以“安息”是Arsak一字的音译。[6]丁谦也认为“巴提亚国，其王世世以阿赛西（Arsaces，即Arsak）第几为号，汉人误王名为国名，称为安息；安息者，阿赛西转音也”。[7]丁、夏二氏论断皆是。

按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占有两河流域及伊朗高原的希腊人塞流息王朝（Seleucids）已呈衰弱。公元前255年，坐落在其东北边陲的巴克特里亚郡（Bactria）的郡守希腊人狄奥多特斯（Diodotus）首先宣告独立，汉代中国称之曰“大夏”。数年后，公元前250－248／7年，位于大夏以西、里海东南的帕提亚郡（Parthia），在帕提亚人阿赛西及其弟提里达特（Tiridates）的率领下，举行了反对塞流息王朝统治的起义，汉代中国称之曰“安息国”。[8]安息的阿赛西王朝从此统治安息约四百年。

安息建国后，最初八十年的历史，记录十分贫乏。我们只知道他所统治的疆域，仅限于安息人原来居住的地区，即古波斯的帕提亚郡。那时安息经常受着来自西边的塞流息王朝和来自东边的大夏王国的威胁。大夏在公元前约230至160年时武力曾很强横。直到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idates I，公元前171－138／37年）当政时期，安息才大大强盛起来。乘塞流息王朝内部的纷争和战乱，他率大军西征，先占据了米底亚（Media），又占领了波西斯（Persis）和富饶的巴比伦尼亚（Babylonia）诸郡；并且从公元前144年以后，巴比伦尼亚，包括其东南端的条支，遂成为安息最重要的属邦。向东方，他又两度攻入了已衰微的大夏，并更向东南推进，囊括了原在大夏统治下的德兰癸亚那（Drangiana）、阿拉科细亚（Arachosia）、和格德洛西亚（Gedrosia）诸郡。于是，在短短的几年中，经密司立对提一世的东征西讨，击垮了希腊人的殖民势力，建成了一个当时在中东最强大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安息帝国，疆域东自大夏、身毒，西到幼发拉底河，北自里海，南至波斯湾。他当政的晚期，和他的继承者弗拉特二世（Fraates II，公元前138／37—128／27年）统治期间，是安息十分繁荣强盛的时期。张骞西使到达中亚细亚的时候，正当弗拉特二世的末年。张骞在公元前129至128年亲身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没有到过安息。但他“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回到长安后曾“具为天子（武帝）言之”。[9]他所传闻的安息，如上引《大宛传》所说：“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以及安息的物产风俗等，都是十分正确的描述。

然而，安息就在这繁荣鼎盛的时候，其北边边疆却面临着塞人（Saka）游牧部落入侵的威胁。大约在张骞从大月氏动身回国后不久，居住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的塞人和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等，便从里海以东地带侵入了安息东北边，于公元前128或127年杀害了安息王弗拉特二世，大举南下，占据了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细亚两郡。直到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二世（Mithridates II，公元前124－87年）即位后，派遣贵族苏林（Suren）[10]率领大军东讨，费了十年工夫（约公元前124／23—115／14年）才把侵入的塞人诸部落镇压使之降服。这次东讨，安息收复了东边诸郡，包括自赫拉特（Heart）至木鹿（Merv）的东北滨临妫水的地区。东方讨平后，密司立对提二世复引兵而西，占领了阿尔明尼亚一个短时期。公元前92年，他和罗马的苏拉将军订立了盟约，这是安息与罗马的首次交涉。密司立对提二世的统治时期，是安息再度强盛的时期。[11]

就在这密司立对提二世的强盛时期，汉武帝的使臣第一次到达了安息。上引《大宛传》第二段文字就是这次使节往还的记载。汉使初次到达安息，应系在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换言之，伊朗和中国从这年起便绽开了友谊之花。根据《大宛传》，张骞第一次西使回到长安是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其后他拟通西南夷道往大夏，未成功。他封为博望侯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他因攻匈奴失利夺爵后数年，汉武帝再命他去出使乌孙，应在元鼎元、二年（公元前116／115年）。这次出使，“天子……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牛羊以万数，赉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张骞约结乌孙虽未成功，但他“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及诸旁国”，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回国时，“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张骞归后“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馀卒”，卒年应是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其后岁馀，骞所遣使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2]据《大宛传》记载的这些情况，可以确定第一次到达安息的汉使，即是张骞出使乌孙时顺路“分遣”到“他旁国”的“持节副使”之一，其到达安息应在元鼎二年；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则应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也就是说，汉与安息使节首次往还，正当安息盛世，密司立对提二世即位后约八至十二年。汉使到时，恰好是在密司立对提二世派贵族苏林东讨塞人的末年，当时安息的大军正云集于东边。既如此，则“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正反映了当时安息国内的政治局势。而汉使在当时一路上所见到的情况：“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便更是如实的描述了。

汉与安息首次通使成功后，两国便展开贸易与文化交流，嗣后在公元前一世纪双方使臣、商贾大约即不断往来，《汉书》中虽然没有提供很详的记载，但从汉代遗留的有关西域各方面的其他记录和遗存看来，我们可以相信汉与安息的通商关系一定相当密切。中国的锦绣丝绸等特产日益增多地运送到西方，通过安息商人之手而远达近东和罗马，“丝绸之路”从此畅通。同时西方各国的产品珠玑、琉璃、象牙、犀角、诸珍奇异物，直到红兰、葡萄、苜蓿种子等也源源输入中国。也许就由于汉与安息的贸易二百余年间日益密切，加以甘英亲身出使到达过安息条支（公元97年），所以《后汉书·西域传》对安息的记载便大大加详了。

《大宛传》文中提到，安息使臣第一次来中国时，同来的还有几个“小国”的使臣。姑师即车师，扜罙即扜弥，这两地后来都隶属于汉西域都护。苏薤是康居五小王之一，《大宛传》说它在大宛以东，恐系错误。欢潜是花刺子模（Khwarizm）之译音，他们居住在安息希尔加尼亚（Hyrcania）及帕提亚两郡以北，妫水下游的西岸。大益即达伊人（Dahae），他们在花刺子模西南，过着半游牧的生活。[13]欢潜、大益派使臣随汉使来中国，可能由于他们居住的地区正当古代交通要道。按在公元前285年，塞流息王朝的塞流古一世（Seleucus I）曾派遣巴特罗克立（Patrocles）在里海探路。他从里海东南之奇瓦湾（Khiva Bay）循着巴尔干山岭（Balkan）南麓的古河道东航，运河道沿着乌斯钵水（Uzboi Channal）穿过黑沙漠（Kara Kum）而把他引入了妫水。他在该地还遇到了印度商人沿妫水顺流而下赴咸海，因此他报告说妫水与药杀水（Jaxartes）都“流入里海”。[14]如果这个记录可靠，则古代妫水确通里海，而欢潜、大益则正当此交通孔道；所以在中亚细亚许多游牧部落中，这两个“小国”，便首先随汉使到长安来了。

关于安息东北的边疆，《史记》、《汉书》都提到“临妫水”。妫水即今阿姆河（Amu Darya）。阿姆河河名系突厥语，古代希腊人称之为阿克苏斯河（Oxus），唐代中国音译为乌浒水或缚刍河。它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曲折西北流入咸海；咸海，《大宛传》中称作西海[15]。然而汉代中国称之为妫水，则别有原因。按此水，古代亚利安语名为Vakhshu或Wakshu。今阿姆河上游的一个支流，突厥语名叫色尔克阿布（Surkh-ab）者，有时仍用其古名称作Wakhsh；这个支流在古代被认为是阿姆河的河源。同时，Wakhsh一字又是当地古代神话中“众水之女神”的名字。据中古花刺子模史家卑露尼（Biruni），直到十一世纪Wakhsh还是该地众水――尤其是阿姆河――的保护神的神名。[16]再者，Wakhsu又是大夏人所崇奉的女神阿那伊多（Anahita，意为纯洁）的别名。古代大夏的神话说这个女神有一千只膀臂，象征大夏的一千条溪流，自东面丛山上泻下来，会合而成为妫水流入咸海[17]。按“妫”字古音大约读作Kwia，因此妫水之“妫”实是Vakhshu或Wakshu的第一音节的译音。至于“水”），则仍是汉语“河川”之意。

塔恩（Tarn）在其论述大夏、安息的诸著作中，[18]曾认为由上引《大宛传》第一毁的“临妫水”及“北有奄蔡”的话看来，该段文字说的不象是公元前129至128年张骞亲身在大月氏时的情况，而象是十馀年后密司立对提二世东讨塞人以后的情况。他认为张骞停留在大月氏时，塞人已在大举入侵安息，木鹿已落入塞人之手，因而安息当时不可能滨临妫水。他又说奄蔡原住地既然在咸海东北，安息只有到了密司立对提二世东讨成功后，才占领了妫水下游马萨革泰诸部落地区，从而才能和奄蔡接境；同时收复了木鹿，安息国境才再临妫水。据此，塔恩竟认为司马迁曾把日后的传闻“羼入了”张骞的报告之中，这就大大贬低了《大宛传》的史料价值。

其实，这样论证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安息国境滨临妫水正是张骞停留在大月氏时的真实情况。关于安息王弗拉特二世统治时期的史料确很贫乏，但我们知道他的前一朝，即密司立对提一世统治时期，曾两次攻入衰微的大夏。第一次他不仅越过了阿利厄斯河（Arius），而且在大夏屯据了一个短时期。第二次他又把大夏王黑黎欧克里（Heliocles）打了个惨败，此役之后，安息曾将木鹿占领并控制了一个长的时期，这就使安息的东北边境正“临妫水”。当张骞在公元前129至128年旅游在大月氏、大夏的时候，木鹿大约正在安息人手中，并以之为抵御北方塞人保卫边疆的重镇。再者，仅根据西方的零散史料，实在很难断定塞入侵入安息的确实年月。[19]根据《大宛传》，张骞西使时对于塞入侵入安息并杀害弗拉特二世这件大事显系毫无所知。对此点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张骞在大月氏、大夏时只“传闻”得安息一些情况，因此他对安息的事知道得很少。二是塞人侵入安息一事，实发生在张骞自大月氏动身回国以后。我们考虑当时全面情况，认为后者较近事实。如果这个推断不错的话，这就又一次证明中国古代文献史料对于搞清楚中东、中亚各国古史有重要价值。至于“北有奄蔡”一句，塔恩的解释过于呆滞。细读《史记》、《汉书》有关西域各国疆域地望的记载，就知道“东为某国”、或“某方与某国接”等语，有时固然指的是毗邻接境的国家，但有时则指的只是方向。此段文字中的“北有奄蔡”实是后者。属于塞人之一支的奄蔡（Aorsi）部落联盟居住在咸海东北的草原地带，其南是马萨革泰人、萨卡拉瓦克人（Sacaraucae）及达伊人等游牧部落，介在于奄蔡与安息之间。不过从汉人看来，这些都是“小国”，所以张骞说安息“北有奄蔡”，只是由于奄蔡当时是这一带草原上比较强盛的“大国”。我们不应象塔恩把这几个字解释得那样呆板。

对于“临妫水”这一点，白鸟库吉的解说则更不确。[20]他认为由此三字即可证明花刺子模和达伊当时都在安息版图之内。这种说法不仅没有任何史料足资凭证，而且和后来塞人入侵安息的全部史实相矛盾。其实，安息的木鹿地区所滨临的妫水只是妫水的中段，而妫水下游西岸奇瓦地区则是花刺子模人的住地，安息人与马萨革泰人正是在妫水西岸一带边境上互相对垒。认为“临妫水”便必然意味着拓境已至咸海，那样论证就过于简单了。

我们既已确知安息东境滨临妫水的情况，那么《大宛传》中所说的“东界去王都数千里”，就容易解释了。

《汉书·西域传》说“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后汉书》说“安息国居和椟城”。番兜、和椟同指安息初期的都城，希腊人名之为黑卡同卑罗斯（Hekatompylos）。黑卡同卑罗斯本不是该城安息的原名，而只是希腊人给它起的别名，意为“百门之城”，是说该城处在安息国的中心，很多条大道从这儿通往各地；至于安息的原名则已不可考。[21]夏德认为番兜系古波斯帕尔图发（Parthuva）一字的译音，亦即喜罗多德（Herodotus）所说的Parthoi；《后汉书》中的和椟可能相当于Vologesia，则全系臆测，不足凭信。[22]白鸟库吉认为番兜、和椟均相当于希腊人伊西达尔（Isidor）所撰《安息驿路志》中所说的Parthau，[23]亦属可疑。顾失密（Gutschmid）认为和椟恐是斯特拉伯（Strabo）所说的Karta，或即是阿利盎（Arrien）所说的希尔加尼亚的首府Zadrakarta，这说法更显然是臆测。[24]关于番兜、和椟二字的对音，目前中外史家还没有妥善的解释，但比较诸说，似把它看做相当于黑卡同卑罗斯较为妥当。此城今日已不存在，考古学家推测应在今伊朗的丹凡（Damghan）或沙鲁德（Shahrud）附近。

《史记》、《汉书》都没有明确指明距王都二千里的“东界”的所在。《后汉书·西域传》则说：“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木鹿城即Zend-Avesta中所说的Mouru，希腊人的Alexandria Margiana，塞流息王朝时代曾改名为Antiochia，中古以降称为Merv，中外史家均无异议。上文已说过，安息在密司立对提二世时东讨塞人，收复木鹿，东北边疆复临妫水而与大月氏为邻。从此以后，木鹿便成为安息的东北边防重镇和重要的商业城市。到安息来的汉使首先必须经过木鹿城，所以《后汉书》中把“东界木鹿城”看得很重要。这情况在西汉时代应亦相同。《史记》、《汉书》都说“东界去王都数千里”；《后汉书》又说“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木鹿城去洛阳二万里”，则王都和椟与木鹿之间为五千里，与《史记》、《汉书》说相近。《后汉书》接着又说，“自安息（指王都和椟）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Ecbatana），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Ktesjphon）”，以这样的里程来衡量和椟与木鹿之间的距离为“五千里”，或“数千里”，正是如实的记载。

上文已将本节开头所引《史记》、《汉书》三段文字中有关安息历史，地理的一些疑难之处，试作了初步解释。关于引文中涉及物产风俗诸事，不拟详谈，其中只有两点应在此略提一下。《史记》说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汉书》说“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按多年来中东一带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古安息钱币很多，足以充分证明《史记》，《汉书》记载的正确。安息王弗拉特二世统治时期所铸钱币，正面是王面，背面是摩萨（Musa）的面，只是摩萨是王的母亲而非夫人。[25] “王死辄更铸钱”，是古代中东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诸国――安息、大夏、贵霜、以及塞种诸小国的普遍风俗，已久为该地区的古史与古钱币学所证实。《史记》、《汉书》又提到“书革旁行为书记”。革指羊皮。但据劳林生（Rawlingson）的研究，安息普通是以麻布作书写材料；至其晚期，才从西方学得使用纸草（papyrus）。[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