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7—1630年，欧洲发生了多少次围城战？

1627?1630年，千百公里之外的不同战场发生了多次围城战，包括施特拉尔松德战役（1628年5月?8月）、卡萨莱战役（1628年春?1629年3月）、拉罗谢尔战役（1627年9月?1628年10月）、斯海尔托亨博斯战役（1629年4月?9月）、第二次卡萨莱战役（1629年9月?1630年10月）和曼托瓦战役（1629年11月?1630年7月），它们是欧洲各地进行的消耗战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战局和它们引发的政治与战略后果一样难以逆料。

为了避免攻城?不可避免的流血?（这是华伦斯坦自己的说法），避免损害与汉堡和吕贝克的关系，避免破坏亲帝国派的计划，华伦斯坦选择通过和谈来结束施特拉尔松德之围。这让施特拉尔松德可以与古斯塔夫?阿道夫签订20年期的盟约，成为瑞典两年之后进军北德意志的桥头堡。正当枢机主教黎塞留的拉罗谢尔之围结束的时候，刺杀查理一世宠臣白金汉公爵的那个愤愤不平的中尉在泰伯恩（Tyburn）被处以死刑。

约翰?费尔顿（JohnFelton）被欠了80英镑的兵饷，又在1626年前往雷岛（?le de R?）救援法国新教徒的远征中负了伤，1628年8月23日，他在朴次茅斯刺杀了白金汉公爵，他宣称（根据他帽子里缝的信的一个版本）：?这个人是个卑鄙的懦夫，他不愿为他的上帝、他的国王、他的国家之荣耀献身，不配被称为绅士和军人。?公众为白金汉公爵的死欢呼雀跃，这背后对国王的不信任打碎了查理在1628年与英格兰议会谈判的希望。

两次试图破解拉罗谢尔之围，两次失败，英法战争（1627?1629年）耻辱地走到了终点。英格兰在三十年战争中选择善意中立意思是暗地里协助西班牙，这是黎塞留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拉罗谢尔之围同样伤害了法国在1624年《贡比涅条约》（Treaty ofCompi?gne）中与尼德兰缔结的联盟，尼德兰越发担心法国是个靠不住的盟友。

尼德兰攻陷斯海尔托亨博斯结束了西班牙和尼德兰之间的和平外交试探。这座城市不仅是一座军事堡垒，也是北布拉班特主教辖区的主教座、马斯河的门户。斯海尔托亨博斯周边以天主教徒为主的米埃莱（Meierij）地区现在落到了尼德兰手中。从这时起，尼德兰***和国内开始有了少量天主教徒人口（1632年尼德兰夺取马斯特里赫特之后就更显著了），西班牙决心保护这些人的宗教和利益。马德里称这一地区的民事管辖权仍然属于布鲁塞尔，天主教徒的属灵管辖权不容尼德兰人插手，任何处理教会财产的行为都必须经过帝国内的教会领地讨论。斯海尔托亨博斯的陷落使和平更加遥遥无期。

北意大利围城战的失败也使欧洲战局变得更加复杂。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知道西班牙的曼托瓦战争是一场赌博，1627年他写道：?（这场战争）将决定这个王国的命运。?皇帝已经拿下了德意志北部，西班牙已经掌握了在尼德兰的攻势。

法国已经在1626年3月5日与西班牙议和，签订了《蒙松条约》（Monz?n），解决了双方在瓦尔泰利纳的分歧，目前正在与国内新教徒公开作战。不过到1630年，情况开始变得对西班牙不利。把斯皮诺拉将军的部队撤到北意大利严重破坏了对尼德兰的攻势。尼德兰1628年捕获西班牙的珍宝舰队引发了人们对西班牙再次破产的恐惧。卡萨莱和曼托瓦分散了德意志北部的帝国军队，让瑞典人在1630年有机会在德意志占据立足点。

法国干涉北意大利使法国和西班牙与奥地利两国的哈布斯堡家族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开战。消耗战的胜利取决于一方取得足以迫使另一方求和的战略优势，但是这种逻辑在实践中敌不过战争意料之外的后果。从1630年到1648年结束德意志与尼德兰的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谈这段时间，意外层出不穷。1630年7月，在法国的财政和外交支持下，瑞典武力干涉德意志，给外交、军事、政治方程增添了新的变量。1635年5月，法国向西班牙哈布斯堡宣战一年之后法国以类似的宣言对奥地利哈布斯堡宣战又增加了新的变量。

瑞典的问题是，如何在北德意志领地中以及在整个欧洲形成稳定的联盟，以做到迫使皇帝接受它们的意愿，达成恢复帝国自由的和约，同时?清偿?（satisfaction）这次干涉为瑞典带来的债务。法国被迫同时在多条战线进行消耗战，哪里有反哈布斯堡情绪，法国就与哪里的人联合。

法国外交官从瑞典人那里学到了新国际秩序的概念，在新国际秩序下，德意志各个邦国的自由受到一个自我维持的体系的保护。枢机主教黎塞留（和他之后的马萨林）的困难在于使别人相信这个新秩序的目标不是瓦解哈布斯堡霸权后用法国霸权取而代之。中欧十年的战火使一大批人流离失所，他们大多数是新教徒，分散于德意志北部、波兰南部和尼德兰。对他们财产的重新分配造成了各方利益的冲突。军事行动的规模使军械、弹药和装备的供应商可以从持续冲突中渔利。野心家用久经沙场的老兵组建军队，任何最终计算都必须满足为这些军队提供贷款和补给人的需求。

作战时主要靠掠夺敌方给养维持的军事机器的难题在于把作战控制在一个适应消耗战需求的规模内，不要消耗过多资源以至于不得不退出战场，同时在终战和谈时保证军队的利益。军事机器以国家的名义作战，国家必须保障军事机器的资源补给，战争造成的后勤和财政压力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国内叛乱和革命。

17世纪30到40年代，战争成本在中欧节节攀升。政治军事外交方程变得越复杂，冲突的主题也变得越发多样化。《归还教产敕令》在帝国内造成的政治僵局、哈布斯堡帝国和西班牙对利益毫不掩饰的追求、后期法国对霸权的渴望、不断扩大的物质毁灭，这一切都表明冲突其实无关基督教世界的存续。

西班牙评论家公开鄙视法国的犬儒主义。法国国王被邪恶的枢机主教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些枢机主教想要联合奥斯曼人、尼德兰人和瑞士人?信仰、基督教人民、列王和天主教会的敌人?。法国提出的新国际秩序忽视了?德意志民族?（German nation）的重要性，掩盖了法国的扩张主义。1640年后，法国支持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的叛乱，宣传家弗朗切斯科?克维多（Francesco Quevedo）哀叹说法国正在?通过播撒纷争对整个基督教世界?掀起非正义战争。腓力四世宣称马萨林是?基督教世界灾难的始作俑者?。

17世纪20年代国际政治中信条化的世界观重出江湖，但是没有持续多久。到30年代，已经很难再把国际冲突解读为两种派别的基督教之间的冲突。新教徒内部的分裂格外明显，许多路德派对加尔文宗积极分子的疑心不亚于对热衷干涉的天主教徒的疑心。

皇帝很依赖新教诸侯的中立（甚至积极支持），比如黑森?达姆施塔特方伯（Landgrave ofHesse-Darmstadt）、勃兰登堡选帝侯和萨克森选帝侯。同样，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坚定不移地与新教斗争。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遵循的是自己的王朝利益和领地需求，17世纪20年代他的利益与皇帝的利益一致，而到40年代又出现了背离。新教的宣传把耶稣会渲染成致力于征服新教的一股秘密而统一的势力，但是耶稣会士其实同听他们传道的这个世界一样充满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