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元的航空航天

1950年，沈元回到北京。华罗庚领导的数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联合聘请沈元任教授。第二年，清华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沈元被任命为院长。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立了北京航空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36岁的沈元被任命为副院长。建院初期的任务非常繁重，从基建计划到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师资培养和师生生活，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沈元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一所新中国自己建立的航空高等学府的建设中去。这当然会影响到他个人的研究工作，但是他愉快地服从了党的教育事业的需要。他知道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需要既懂科学专业，又有管理才能的技术领导骨干。北京航空学院建院初期，他亲自领导师资培养工作，组织大批青年教师向苏联专家学习，使学院的师资队伍及时得到了充实。几十年来，他从中国航空教育的实际出发，根据长远的需要，在师资培养、新专业设置、重大科研项目的开展和实验设备建设等方面，都起了重要领导作用。

1956年他参加制定国家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后，和学院领导一起，预见到宇航事业和导弹工业需要人才的紧迫性，采取了果断措施，克服很多困难，组织建立了火箭导弹方面的一套新专业。这些专业的大批毕业生已经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技术骨干。

1958年沈元决定在北京航空学院自行设计制造国内第一座中型的超音速风洞。利用争取到的有限经费，经过不懈的努力，风洞终于建成，在教学和科研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58年以来，北京航空学院开展了新型飞行器、高精度陀螺以及测试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和设计试制工作，设计制造了超音速风洞、高空实验设备、液体火箭发动机和冲压发动机试车站、热应力实验设备等重大教学科研突验设备，填补了中国当时在这些领域的空白。这些成果的取得与身为主管教学科研的沈元副院长的亲自指导是分不开的，从初始的规划到开创条件付诸实践，沈元都费尽心血。

沈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比较敏感，他较早地注意到电子计算机将会对整个工业包括航空航天工业起革命性的作用。50年代末，他组织选派教师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学习，并批准购置了一台刚试制成功的国产第一代电子数字计算机。“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他组织领导下，克服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重重困难，使北京航空学院于1975年从国外引进了FEL1X-0256第三代中型电子数字计算机，建立了计算机应用专业。粉碎“四人帮”后，北京航空学院又继续从国外引进一些更先进的小型计算机并购进一批国产计算机，为培养人才和推广计算机在各专业的应用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2年他积极鼓励组织可靠性研究，这对推动航空工程传统学科专业的改造，对中国航空产品可靠性设计及国产飞机延寿的改进，对可靠性学科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

沈元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北京航空学院首次一年招收了128名研究生。沈元对研究生培养提出了“精选苗子、宁缺勿滥、打好基础、严格要求、能力培养和科研任务结合”的方针。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他还亲自指导培养了四届研究生。

沈元积极倡导同国外大学、研究机构、航空航天企业的国际交流。1973年北京航空学院开始聘请英国专家为名誉教授，开展双边参观讲学、学术交流，增派进修教师，为改革开放及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1980年，沈元被任命为北京航空学院院长，1983年以后任名誉院（校）长。1956年沈元加入中国***产党。60年代初，沈元积极领导筹建中国航空学会，并于1964年成立，当选为首届理事长。“文化大革命”之后，沈元再度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第二届理事长，现为名誉理事。他还是中国科协荣誉委员，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力学学会和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员。1981年他曾应邀在巴黎国际首届航空航天学术报告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中国航空航天成就和学术活动。

由于他在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参加了历次国家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数学物理学部常委。他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他还是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航空工业部（现为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特邀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顾问、国家教委高等工科力学课程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泰国亚洲理工学院董事会成员。1983年后沈元从事中国交通运输战略决策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决定立项研制国产干线飞机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沈元对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他多次获得国家的奖励，并获得国际荣誉。1990年12月被国家教委授予“从事高教科技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荣誉证书。1991年被授予航空航天工业部“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被授予航空航天工业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3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1993年世界杰出知识分子”荣誉称号及金质证章。他还多次入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及远东名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