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阿普尔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说明了什么?

阿普尔颠覆了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提出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学校就有了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另一层隐喻，从社会要素上看，它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是，这一功能的实现本身是隐生的，是通过“隐蔽课程”以及渗透到正常知识文本内被默会的。

学校知识文本一方面是以科学（学科）自然发展的逻辑为基础，另一方面知识文本的选择与确定又是社会权力的反映，伴随着价值冲突、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矛盾。

学校对社会知识的选择、组织和传递实际上受到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体现了社会统治阶层的立场和利益。那么，这也就有了统治阶层对于学校知识文本进行“价值规限”的必要和空间。

知识文本进入课堂：

教育知识并不由教育制度和机构自发地生成，学校教育开设的科目及其内容必须从社会已存的知识库中选取，所以知识形式与内容的发展必然制约课程，课程不可能走到知识发展的前列。福柯认为，教育用它掌握中的知识和权力，无非是在散布和占有话语。

知识文本是在“符合一定标准”的前提下进入课堂的，即知识进入课堂后就不再是“纯知识文本”（知识文本本身也具有价值取向），而是人为筛选后的有一定价值指向的知识文本。阿普尔说过，“认为学校的课程传授的是中性的知识的观念是幼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