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为王》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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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和《皇帝的新装》一样是虚拟的，而不是写实的。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我若为王的前提就是我目前不是皇帝，不是国王。作者一开头，就宣布自己根本不想当国王，也看不起国王。“我若为王”，“是一种可笑的幻想”，是一种“假定又假定”。但是，整个文章的精彩就在于全是假定的、想象的。

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感受到文章的这种优点。但是，因为太自然了，反而不觉得其奇妙。尤其流行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念，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为文之道，就是要写现实中存在的东西。殊不知想象的东西，有时比写实的东西更能表现人生的真谛。《皇帝的新装》是想象的，写了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不但很动人，而且在思想上发人深省。在20世纪初的我国高考作文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用虚拟的方法写寓言故事，这往往比写现实的情境要显得有深意和创意。台湾作家张晓风女士在一次作文的讲座中，出的题目就是《假如我是上帝》。这个题目很精彩，因为它能刺激学生的想象。人的想象力一旦被调动起来，思想的潜在能量就可能得到超常的发挥。在诗歌中，类似的题目是很多的。例如艾青的《假如我是一只小鸟》，舒婷的《也许……》（另一种形式的假如）。

不过，聂先生的这篇文章并不是抒情诗，而是一篇理性和激情交融的文章，带着很明显的杂文的尖锐的批判性。聂绀弩先生在杂文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翻译家冯亦代在《缅怀聂绀弩》中引用吴祖光的话说，他是个传奇人物，是弃文习武投奔革命的书生，是继鲁迅、茅盾之后的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师。他写的杂文可以与鲁迅媲美，不过和一般的杂文不同，用的是一种自我调侃的笔调，把批判专制的矛头掩藏起来，因而显示出独异的风格。

这种风格就是把尖锐的批判掩藏在荒诞之中。

作者不是正面批判专制权力的，而是遵循专制权力的逻辑，把它推导到荒谬境地，以结果的荒谬显示专制权力本身的荒谬。如果作者正面批判专制权力，就要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去论证独裁权力的腐朽，这是一般的议论文的做法。如果这样，则文章可能更全面、更深刻。这种写法也是聂绀弩常用的，例如，写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就有一篇叫做《拍马屁》的杂文。

正面批判的杂文当然有它的优点，可以把话说得很彻底、全面，但是不如假定自己是皇帝，更有智慧，更有趣味。

王权专制由来已久。王位与日常生活的（心理的、物理的）距离比较遥远，虽然王权专制充满了野蛮和荒谬，但是，习惯、历史和现状对人的思想有一种束缚力，一般人不能敏锐地感到其中的不合理、悖谬和野蛮。用假定自己当了皇帝的办法，当然在说理的全面性、彻底性方面有所损失，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把野蛮制度和自己感觉的距离拉近，其悖谬的性质就被放大了，潜藏在堂皇制度下的荒谬，就显得可笑。堂皇和可笑互相冲突，从荒谬中现出深刻，同时也显出了作者的智慧、机敏和趣味。这就叫做智趣或者理趣，这和一般所说的情趣有所不同。这种智趣，来源于对荒谬的机智揭示，不是一般的揭露，而是从深层次上揭示其荒谬。

荒诞的第一层次：假如自己为王，妻子就成了皇后，儿子就成了太子，女儿就成了公主。不管他们多么平庸，他们都会被追捧，“纵然是一无所知的白痴，也仍旧是太子或王子。”“无论他们怎样丑陋，怎样顽劣”，“都会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样地捧来捧去。”如果满足于这样的荒谬，固然也无不可，但是文章可能显得很单薄。作者的功夫在于，把荒谬向更深的层次推演。

荒谬的第二层次：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就变成了“万岁”，自己的每一个贪欲都具有神圣的合法性，可以任性胡为，没有过失，没有罪行。所有的人，不管尊卑长幼，都对我卑躬屈膝。所有的人，除了谄媚和歌颂，没有别的语言。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快乐的时候，不敢笑，不快乐的时候不敢不笑。悲戚的时候不敢哭，不悲戚的时候不敢不哭。”荒谬到了极点，讽刺却并没有达到极点。相反，作者到此突然笔锋一转，从反面的讽刺，导向正面的批判。虽然“我”的权威、“我”的尊荣至高无上，但是，我却感到“寂寞和孤独”。这一笔透露了作者人文主义的价值准则。这个价值超越于世俗的虚荣，着眼于人的精神，尤其是人的情感。那些奉承“我”的人，是没有感情、没有自尊、没有人格的。他们是一群奴才，连同“我的所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也无一不是奴才”。从人的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并不是人，“我”因而只是一群奴才的首领，“作为奴才的首领，我将引为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

文章写到这里，可谓峰回路转。文气贵在结尾处有大转折。这是文章开头到此最大的一次逻辑转折，其动人之处，已经不完全是趣味，而是智慧，是思想激发出来的机智的火花。这一转折，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但是，思想和趣味的深化还没有终止，接着而来的又是一个逻辑转折，比上一个转折更大，对读者的想象有更大的冲击力。这个大转折就是：

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我的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

这个逻辑转折使得“暴君”和“明君”的内涵也发生了转折。更值得欣赏的是，从这个转折，又引申出另外一个转折：

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地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正的人们一同三呼。

这从表面上看是自相矛盾，但是，却是最为深邃之笔墨。不能为王，是因为做奴才的王不值得，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我将没有一个臣民。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是指杀尽了奴才，消灭了王权思想和奴性思想这些社会思想基础的“王”，是人人平等，人人可“王”，人人是主人的“王”。而封建王权的王，不过是奴才的首领，它的本质仍是奴性，而不是真正的主人翁，一旦你不在王位，人们就不再捧你，而一样把你踩在脚下当奴隶。所以，比之过去的奴才头子的假王，这样的真正的主人，真正的“王”，自然也就是最大的“王”。或者换句话说，这样的人人可为“王”、皆为“王”的世界中的“王”，是最大的“王”。正如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最后一次说到她有“伟大的神力”是文章的最精彩的关键词语一样，这里的“暴君”“明君” “不能为王”“世界上最大的王”也是文章的精华所在。词语在不同逻辑，不同语境中，有了双重的内涵，二者矛盾而又统一，错位而又和谐，这常常是思想的高潮也是艺术的亮点。

从一个亮点延伸出一个又一个的亮点，转折和亮点的密集度很高。这好像是欧?亨利的小说，到了结尾处，一个接着一个的对转，一次又一次地让读者享受阅读的惊喜。这对培养读者的杂文的文体感来说，是绝佳的机遇。聪明的语文老师应该揪住不放。当然，任何语言的教育都不能孤立地进行。不能忘记，这样的高潮迭起，转折重重，是表现了作者的愤激，愤激中的机智，机智中的尖锐，尖锐中的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