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口袋罪”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

口袋罪”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恰恰是因为该罪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不足。

口袋罪出现的立法原因有二：一是立法不细致，对于某一领域的犯罪行为，设立了一个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的罪名，司法机关在找不到其他罪名可用时，自然而然地会将它发展为口袋罪。二是成文法的固有局限，成文法的语言无法做到绝对地具体和明确。

罪状的描述只能是一类犯罪行为的抽象，司法机关利用这一特点对于罪状中的抽象性条款进行解释，这是口袋罪形成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种司法现象，现代罪名“口袋化”的初始原因，是追求“有恶能罚”。如果说在罪刑擅断时期，口袋罪的泛滥是由于刑事立法中绝对口袋罪的设置；在相对罪刑法定时期，口袋罪的形成源于立法的粗略和司法机关滥用类推解释；那么，在立法上已经明确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司法因素无疑是口袋罪产生的主要原因。

作为一种司法现象，罪名“口袋化”的初始原因，可能是客观不得已：成文法的罪名体系主要源于司法经验，虽然试图抽象概括全部犯罪行为，疏漏仍然在所难免，对于新生的越轨行为更是难以预见，因此，刑法的滞后性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司法机关存在着解决“有罪不能罚”问题的冲动和现实愿望，在保证刑法的实质正义性和维护形式正义之间，当然会选择前者。基于此，司法机关面对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在找不到可以依据的明确刑法条文予以制裁时，就会利用“扩大解释”，将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为解释到部分外延较广、解释空间较大的几个特定罪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