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天才教育”的实验

张峥摸索出一套与当前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的教学体系,他的儿子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品。

1987年的上海,一个叫张放的小男孩震惊了教育圈:年仅13岁的张放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所在的卢湾区副区长、教育局长王感德躬身问肖小芳:“谁教你的?”

张芳告诉他:“是我爸爸。”

1964年,张放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张峥正在摆地摊,一边大声喊叫,一边东张西望,看有没有人不戴红袖章路过。没有迹象表明他有一天会成为“神童”的父亲。

张峥曾经是一名人民教师,但当时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台湾省有亲戚,所以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家三代五口人被迫离开原来的家,住在一个小阁楼里。全家人的生活全靠张峥去一个小食品市场卖自制的刨子。

张芳小时候,由于父亲“不光彩”的背景,经常在大街小巷被孩子们追逐。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所有一起打架的人,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对他说:“小方,你长大了就像你爸爸一样。”

张芳常常流着泪为你哀求:“爸爸,我不想上学了。”当张峥看到他哭了一整天的儿子时,他的心被大大加强了。他决定让张芳呆在家里,呆在室内。他用《春秋》和《史记》中的历史故事和《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来消磨儿子的时间。

张峥上这门课的机会很少。一旦有了,张峥会带上张芳。他想让儿子知道,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个小贩和清洁工,还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改变张放和张峥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正是因为张峥在工农速成学校代课时得到的一条信息。这是美国科学院教育系Holmz儿童教育会议的文件集。作者是世界级教育专家本杰明。布鲁姆

布鲁姆在《教育的过程》一文中认为:只要我们选对了方法,就可以把难的甚至高等数学灌输给孩子。

看了这篇文章,一个让张峥“不安”的想法产生了:反正他儿子接受不了正规的课堂教育,也没有机会去阳关大道。为什么不另辟蹊径?

凭借多年的教师经验,张峥发现,成年人对数学符号和空间概念不敏感,童年是一个天赋和可塑性的时期,学习潜力最大。在现有的教学体系中,小学数学教育仅限于教四则运算,在他看来,这是对儿童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当时的传统教材是按照学科发展的历史顺序“循序渐进”,导致中学毕业只能达到中世纪数学的水平。这种“循序渐进”科学吗?

张峥认为:我国的教育观念继续沿用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模式,对教育过程中循序渐进原则的理解过于机械,而不是遵循儿童逻辑思维的发展过程。他对此非常不满,试图通过自己学习数、理、化,按照一定的主线把这三个学科联系起来。

张峥珍惜他儿子的天性。他认为所谓“才”,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才”。那么,如何在不违背孩子天性的情况下,教会孩子艰深的概念和复杂的方法,让他们有所警觉和辨别呢?

凭借多年的经验,张峥探索出了一套与现在的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的教学体系,然后他耐心地一一尝试――他的儿子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品。

张峥对张芳的教育方法是用图片的形式给张芳讲故事。当他能坐得住的时候,他会教一些有趣的物理问题,比如“大力士躺在一百根钉子的钉板上和两百根钉子的钉板上,哪个更痛苦?”物理讲了很多。只有复杂到需要计算的时候,才谈得上数学的微积分。但是要学微积分,必须要懂代数,三角,几何。因此,张峥开始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同时教授微积分。

在动荡的文革时代,尽管生活条件艰苦,张峥有一个宏伟的愿景。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他会把初中和高中的数理化全部教给刚满小学年龄的张芳。

为了训练他的儿子,曾经是中学老师的张峥开始自己编写教科书。他跨越了传统的循序渐进的教学体系,融合了中学的三角代数、大学数学中的微积分以及相关的理化知识。

“如果能引起孩子的兴趣,他们的学习能力是惊人的!”正是这种执着的信念,让张峥在创造“神童”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张峥对张芳的管教很严:天冷了不想起床,张峥就掀开张芳的被子;如果第二天背不出公式,张芳有时会被打耳光。虽然张峥说教张方学习并不指望培养年轻的大学生,只是想“让他出去少闯祸”,但张方在无望的情况下深深感受到了父亲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急迫。

直到四年级,张才回到学校。苏联学者吉米·多维奇的一套分析习题达到了大学数学系的水平,4800题,他做了3800左右。数学水平远在同龄人之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

有一天,张芳和数学老师发生了冲突,他的父母至今记忆犹新。

是张芳做的一道解梯形面积的题。老师写错了,他拿着试卷,希望老师改过来。结果老师只是讽刺地批评了他。张芳和老师争论,老师说:“你错了就错了,分数不还给你。”

张芳很不服气,对老师出言不逊:“你最后能做数学题吗?”然后我给老师出了三道高中数学题,结果老师答不出来,脸就红了。

宁波是当时有名的“中国第一神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接见了他。一时间,宁波和方毅下围棋的照片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

在1978的第二天,张峥在《大路》的墙报专栏上读到了这篇报道。这使张峥非常兴奋,多年来的教育成果终于发挥了作用。于是他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写了一封信,推荐了他的儿子张放,张放和宁波同岁。

收到张峥的推荐信后,中科大立即派人对张芳进行了测试,中科大的7名老师也来到了上海。在学校的会议室里,张芳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考试,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考试时,张芳遇到一道需要归纳分析的题。没学过归纳分析的张芳试着和老师商量:“老师,我可以用别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监考老师答应下来。张方觉得大学老师的问题和思维方式更加多元,所以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深深的向往。

张峥在外面等着,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他不但不担心,反而很开心。因为他这么长时间没出来,张芳肯定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考上大学!

果然,没过多久,张芳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就这样,不满14岁的张芳通过了中科大的考验,进入了第一届少年班。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张芳高兴得在地上“打滚”,问:“大学是个大而有趣的地方吗?”

张峥笑了。从儿子小时候开始,“考上大学”就是他一直灌输给张芳的目标,但那时候张芳太小,对大学的概念很模糊,认为那是天堂。

这一年,张芳成为上海第一个青年大学生,一时之间成为佳话。

在上海教育界,他是一颗闪亮的星星,被誉为“神童”。但张芳并不认同这个称号:“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有多神奇,但我比别人更擅长读书。”

从张峥“神童班”出来的学生,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思维能力,都超过了普通学生。

3月8日,1978,中科大少年班开班。因为张芳当时的家庭构成,政审失败,不允许他入学。

时任副总理的方毅同志非常关心第一期少年班的情况。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亲自给张芳批示:“准许入学。”晚了两个星期的张芳,得以进入中科大。

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在这个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环境中,张芳看到他周围的学生都和自己差不多,他也没觉得更不用说有什么特别,有什么不合适。所以他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张芳后来回忆说:“我感受到了一个合适的环境和一群同等水平的伙伴。”

上大学的张芳,还是比较幼稚,喜欢搞一些恶作剧。有时他在课后抓一只青蛙放在别人的铅笔盒里。上课有人打开铅笔盒,青蛙就跳出来。上课的教授笑着问:“谁干的?”

从65438年到0978年,整个国家对知识的需求达到了饥渴的程度。少年班里的“神童”几乎成了全民偶像,全国上下都高度关注,寄予厚望。

这些孩子成了风云人物。张芳说:“我们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和礼物:南京的小学生寄来糖果和花生;一个解放军战士给我们寄来了历年获得的日记,作为练习本送给我们;还有一名NPC议员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每个月都寄钱,让老师给我们买点东西。”此外,许多领导人和科学家参观并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以实现四个现代化。

一个多月后,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被分配到各个部门。

张芳选择了现代力学系的工程热物理专业,梦想将来设计制造飞机发动机。他说:“小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文具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我指着铅笔盒对父亲说,以后我要造一架大飞机。”

在张峥用他独创的教学方法成功地把13岁的儿子送进中科大少年班后,当清洁工、小贩的历史悄然翻过了一页,张峥得到了一个展示自己实力的机会――他开办了一个“神童班”。

张放的事迹传开后,张峥当时所在的黄浦区给了他一个教师编制。张峥更大的舞台在卢湾区。时任卢湾区副区长、教育局长的王感德拜访张芳时,问张峥有没有可能把他的教育方式从家庭教育改为课堂教育。张峥表示愿意试一试。这个想法得到了时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文淑的支持。

1978年9月,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理科实验班将小学到高中学制缩减为八年,在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成立。老师只有张峥和两个助手,教数学和物理,用的是张峥自己写的课本。

张峥的招生简章是这样的:

学生:6-7岁儿童,就近入学;

智商测试:基本正常的孩子。

如果实验成功,他们将用六到八年的时间完成12的所有中小学课程,进入理工大学继续深造。20岁的时候,他们会比普通人提前进入发明期。

张峥开始亲自刻蜡纸、摇油印,让人第一次看到了他“制造神童”的“秘方”。

“秘方”告诉人们,智慧的开启比知识的传授更让孩子聪明。“神童”不在于他超常地获取了多少知识,而在于他超常地获取和运用知识的方式,即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编写教材的顺序上,张峥摒弃了学科发展历史顺序的做法,而是根据儿童的逻辑思维发展能力。比如在一步到位解决演绎推理的问题上,原来的一年级算术“进化”成了代数和三角函数;原本要求一年级解决的应用题,从问题分析到问题解决需要两三步计算,他让它“退休”。

张峥打破了数学、科学和文化之间的学科界限。他教三角函数的时候,物理学遵循力的三角分析;物理讲定量和面积测量,数学跟上小数运算;代数讲比,化学跟上分子式运算。

经常引起张峥反感的是,传统课本上经常要求孩子们计算生产队的亩产量和工厂的生产率。他认为教育要与时俱进,就要让孩子接受现代的,至少是现代的科学观念。他不教简单的20以内的四则运算,因为他认为孩子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学到那些东西,他的基本训练是让孩子进入现代科学的王国。于是,在他的课本里,出现了周围人无法理解或者从来不敢给孩子讲的概念,比如线性规划、网络矩阵、拓扑变换等。

在《线性规划的启示》中,他的问题是:林晓有1.4分钱,一支铅笔4分钱,一块橡皮2分钱。有多少种购买方式?答案用坐标表示。

在网络矩阵的启蒙中,他的问题是图中A、B、C三点之间有很多单向通道,要求学生将这些通道存储在矩阵中。

在拓扑启蒙中,他画了一个三维几何图形,让学生从特定的角度画在平面上。

二年级物理课上,张峥开始讲重心、支点等抽象概念。他画了一些图,通过这些图提问:“为什么杂技演员没有从钢索上掉下来?”?为什么鸭子被赶走会掉下来?为什么恐龙的尾巴和头颈一样长?”学生们实际上明白了。

张峥把他的教材命名为“儿童高等科学教材”,它不仅符合儿童心理,而且属于“高级”学科范畴。

5年后,实验班参加全市初中毕业生统一考试,平均成绩为:数学84分,物理80分,化学70分;“发散思维”对比测试表明,实验班孩子的流畅性、灵活性、独特性与高三前两名学生相近。

65438-0984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决定,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科学实验班”作为“中小学教育体制整体改革”科研项目,由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接管,评估进一步整合、系统化。

1985年,张峥“神童班”的18名学生分别被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录取。当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只有16岁。

张峥的“神童教育”第一次获得了圆满成功。

一时冲动,“神童”张芳成了“二等公民”,只能做临时工。

在父亲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张芳遇到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张芳一直有强烈的愿望从事学术研究,造一架“大飞机”,但毕业时未能如愿。毕业分配的时候,张芳没有像很多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学生一样,被分配到对口的科研单位或者留在学校。部门领导甚至没有把他安排到老家上海,而是把他分配到了一个专业不同的炼油厂——南京金陵石化公司。

张芳说:“他们说南京离上海很近,工作后可以考研,我就勉强同意了。”张芳很不满意。如果他像其他同学一样坚持,很可能会留校,或许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毕业分配的失败,是张芳“非典型”成长的开始。

1983,张芳在大学毕业和工作之间有一段休假时间。对工作安排不满,张芳当时决定不报到,希望档案能回原籍,恢复上海户口。

这期间,他做了一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做生意。

当时改革开放不久,个体户地位不高,张芳还是个顶着“神童”光环的大学毕业生。做生意绝对是相当大胆的。

当年7月,张芳和朋友集资几百元在上海批发电子表,然后在安徽街头叫卖。张放刚刚“赚了一点钱”,父亲张峥就拦住了他:“那不是浪费读书吗?”

他父亲让他去南京报道。于是,就在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张芳赶到了炼油厂。

张芳,19岁,只在金陵化工总厂工作了八个月,因为他是一线工人而不是技术员,工厂满足不了他考研的要求。他对化工一窍不通,心存不满,所以在工厂的生活很不如意。张芳抱怨说:“化工厂和炼油厂的味道特别浓。盖被子的时候还能闻到那股味道。是硫化氢的味道。”

有一次,老员工让张芳去催化车间检查催化油管道,让他们带着口罩爬进去。看到油乎乎的管子上沾满了化学粉尘,张芳坚决反对:“我不爬,我不想看!”

从小生活在书本中的张芳,在工厂的现实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和挫败感。这个骄傲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叛逆心理。

不久,因为张芳不懂化工,过年时被派去敲锣打鼓,成了文化队的一员。

情绪失控的张芳一怒之下丢下户口和档案,不辞而别,独自跑回上海。这个决定不仅让他失去了“神童”的光环,也让他在接下来的19年成为了没有户口和档案的“二等公民”。最严重的后果是,张芳在上海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做临时工。

张芳最初想到的是当老师,但因为没有户口,在街道没有工作。好几个学校都有机会让他去讲课,但是都通过了试讲,但是一听说没有户口就连连摆手。所以张芳只能以代课为生。

同样,在学校教书,别人出钱,他只能拿点代课费,没有福利,甚至没有身份。

原本打算留在代课老师岗位上的张芳没能如愿。开学后不久:校长来找他,说他的位置已经被正式老师顶替了,让他赶紧离开。

当年风光无限的“神童”因为一时冲动,吞下了苦果。为了生计,张芳放下了大学生的架子,只要能赚钱,他什么都干。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张芳的生活过不下去了。1984期间,张芳回上海给一些学校代课,有时做家教、导游,甚至做瓦工、木匠、电焊工。他什么都愿意做,几乎尝试了他能尝试的每一个行业,但他从来没有机会开发飞机发动机。

就这样,仅仅三个多月,张芳就赚了800多元,买了一台当时非常罕见的冰箱。

张芳很高兴:“我在炼油厂的工资只有58元,一个月能挣300多元。”相比之下,张芳的生活状况甚至比他的很多同学都要好。

1985,张芳约了几个朋友集资7000多元在江西新余做服装生意。他们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卖衣服。然而,他的父亲张峥仍然激烈反对,并要求他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

正在这个时候,张方的大学老师邀请他去深圳大学搞科研。当时深圳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在深圳大学能源研究所,张芳做了一年多的借调研究员,因为解决不了档案问题,没能留下来。

看到工作执行难,张芳决定出国留学。

1990年,张芳赚了一笔钱,回上海学英语。

1993通过托福考试。张芳把出国当成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拿到国外几所大学的入学许可后,他在深圳打拼,赚取留学必需的费用,白天在酒店做电工,晚上在深圳大学教金融英语和高等数学。

但他想尽办法拿到了保证书和护照,却因为“年龄偏大”等原因签证被拒。三年的努力换来三次拒绝,彻底断送了张芳的希望。

张芳后来回忆说:“我买了一份美国的保障,花了2500美元,然后就没钱了。”失意的张芳用酒精麻醉自己。

1997,张芳结婚了,一家三口住在徐汇区里弄的老式公房里。

2002年,张芳的户口终于绕道到了上海,但似乎为时已晚。

这个时候工作环境变化很大,大学生很多。张芳过去没有优势:学历没有优势,年龄没有优势,专业没有优势。

如今,张芳“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和父亲张峥在一个狭小拥挤的家里开了一家补习班,以此谋生。

虽然当年张峥的“神童班”很成功,但由于教育界的争议,“神童班”办了一届就没办下去。现在吗?张峥重开“神童补习班”。

每到周末,六七个孩子总会聚在闵行碧江路一个只能摆一张桌子、一块黑板的普通小屋里,学习美学、哲学、工程力学等知识。

“什么是美?”张老师一提问,孩子们都抢着回答:“好漂亮的衣服!漂亮的玩具!而且漂亮……”

“那个爸爸努力赚钱,不在乎穿漂亮衣服。他觉得什么最漂亮?”

孩子们愣了几秒钟,一个小男孩说:“赚钱是最美的。”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在孩子们谈论了一些最美的事情后,张峥总结道:“高尔基说过,生活中完美的理想是最美的。”

孩子们歪着头,似乎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这门儿童美学课从早上8: 30持续到10: 30,不休息。平时活泼好动的孩子在这里特别安静,一直在专心听讲。

张峥站在黑板前,绘声绘色地讲解天文、地理、数学、美学,精神抖擞,让人觉得他是个老人。

让教出一个又一个神童的张峥最难过的是,曾经名噪一时的儿子张放至今没有工作,只能“继承父业”,以做家教为生。对于张峥来说,他不知道谁应该为张芳的遭遇负责,生活还是命运。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经常陷入悔恨之中。

现在,张峥唯一的愿望就是他的儿子张放能继承这份事业,他还在努力将自己的教育理念融入课堂教学。他经常对张芳说:“虽然我老了,但我还有你。”

张峥对儿子说:“我希望你能继承我的教学研究,继续只需六到八年就能达到高中水平的教学实验。”因为公立学校没有这样的计划,我只能寄希望于你了!"

张芳回答:“爸爸,我没有你那么深厚的文科基础。在理科教学中,还是有可能渗透你的思想的。全部拿过来恐怕不太现实。”

如今,曾经的“神童”张方正向更多的学生传授他以前的学习方法,周一至周五备课,周末做家教。

在一个小家庭里,他在实现自我价值。张芳说,这个价值如果用钱来衡量,虽然不如企业家,但“相当于几个老师的收入”,足以满足一家三口的生活。

张芳目前最担心的是社保问题,比如医保、养老保险、住房按揭等。这些问题让张芳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越来越重。他说:“不知道老了怎么办。谁来支持我?”我现在没有买养老保险,也没有单位帮我交。"

即使坎坷,回首这一生,张芳还是觉得很成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想以后写一本书。我真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享受自由发展的乐趣。甚至当我还是个泥水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人生,为了更大的目标做准备。”

天才教育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