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在什么在张良刚投奔的时候只给了他一个养马的官职？

“厩将”在“功臣表”中出现了两次，一个是张良，一个是王陵，前辈注家，对于“厩将”的意思也多有揣测，有说是管马厩的，有说是近臣的，有说是副将的，其实都摸错了脉。

“厩将”的意思就是“客将”，也就是与刘邦集团***同行动却并没有君臣主从关系的独立将领，身份上，属于“同僚”。

王陵的记载不多，还是以张良为例。

见《史记·留侯世家》：

后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及沛公之薛，见项梁。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翻译下，就是张良在陈胜起兵后聚集了100多人的队伍，想要投奔在留县的楚国“代理王”景驹，结果半道碰上了领着几千人在下邳西边作战的刘邦，于是归于他的作战序列，刘邦“拜良为厩将”，后来讲解兵法发现刘邦天资极高，“故遂从之”，也就是干脆跟随刘邦，“不去”，即不离开刘邦去见景驹。

待到刘邦到了薛城见项梁，看到项梁立楚怀王，张良又游说项梁，韩国也可以有个王，比如韩王成就不错，项梁就让张良办这事儿，还任命他为“韩申徒”，让他和韩王成带着1000多人去夺韩国的地盘，结果占了几个城就被秦军夺回，只好在颍川郡流窜。

注意这个过程中的关键点，张良在下邳西遇刘邦，此时的刘邦是什么身份？

楚假王景驹认可的“沛公”，也就是一个带兵的县令，刘张二人初遇，张良“遂属焉”，只是归属，而非从属，甚至不是投靠，张良是要“直投”楚王的，所以，俩人是平起平坐的关系。

而刘邦是“拜”张良为“厩将”，按理说，这么郑重其事，是不是确立了君臣主从的关系了，张良开始“辅佐”刘邦了？

当然不是。

还是身份问题作祟，一个“县公”，本身都够不上“将军”的地位，他能够任命将军吗？所以，这里的“厩将”绝不是个官称，只能是“平等”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张良才有“遂从之”的必要，否则，接受任命已经确立主从关系了，怎么又“从”了一次？

在这之后的“从”才是真的“从”，但注意，“不去见景驹”，恰恰说明，“厩将”在身份上不是刘邦的下属，而是景驹的下属，也就是说，此处的“从”是“跟从”，而非“主从”。

也正因为如此，跟随刘邦见项梁的张良才直接越过刘邦给项梁献计立韩王，而他本人直接就跳转到了“韩国”的“申徒”职务，也就是《汉书》中的“司徒”，相当于韩国的相国，而刘邦这时候的职务呢？

还是“沛公”。

也就是说，张良是韩国的相国，刘邦还只是楚国的县公，跳个槽就让刘邦只能仰视了。

类似的情况也出在王陵身上，刘邦对王陵曾经“兄事之”的关系也决定了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确立君臣主从的关系，两者的“主从”不分，自然只能以“主客”待之，《王陵：“阳谋”催生的开国功臣》中已经考证过，当刘邦成为武安侯时，王陵也被封为襄侯，而刘邦偏偏能够容忍王陵、张良二人的“平起平坐”，且能够允许二人在条件不好时“搭伙过日子”，有条件了就“分家另过”，这种“得人”的方式，绝非常人。

更重要的是，在刘邦的帝王之路上，张良、王陵只是一同走到最后，见诸“功臣表”的例子，还有类似的人物，只是在史书中露了半张脸，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不为人所知，都是这一套“以个人关系为中心”的组织体系的成果，但却不是“朋友”，或者是“拜把子兄弟”，具体是个什么滋味，还请读者诸公自己咂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