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下旬,苏联文学界发生了什么?
1987年4月下旬,苏联文学界文学界的"内战"公开爆发
1986年苏***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代表苏***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时,论述了改革需要重新评价历史的问题,他说:认真剖析往事,有利于扫清通向未来的道路,而半是半非,羞怯地回避矛盾,有碍于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妨碍我们前进。
他还说:我们今天有时持批评的观点回顾自己的历史,那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考虑走向未来的道路。必须本着历史责任感和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过去做出评价。现在还可遇到有人企图回避我们历史上的迫切难题,对它们避而不谈并摆出一副姿态--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对此,我们不能同意。这是一种无视历史真理的态度,是对违法和专横行为的无辜牺牲者的大不敬。
戈尔巴乔夫特别强调指出"改革需要重新评价历史"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它有助于帮助我们解决现今面临的问题:民主化、法制、公开性、克服官僚主义--总之,改革的迫切问题。
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重新评价历史。正是在评价历史的过程中,苏联最高法院为布哈林、李可夫平反,以后又先后为1932-1933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案"、1935年1月的"莫斯科中心案"、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1937年1月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平反。
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上述案件中的四个组织根本不存在,对其指控毫无根据,毫无原则,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留京、叶多夫基莫夫等78人平反。苏联史学家认为,这些人恢复名誉,是在深入研究整个苏联历史、尤其是党内斗争史的基础上作出的客观的科学的经过权衡的结论。
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苏联史学家及时修改了原来的研究计划,提出了以下10个新的研究课题作为其远景规划: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革命与社会进步;社会主义建设史;民族史与当代民族进程;苏联各民族文化史;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史;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少数民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发展的历史道路;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世界文化史等。这些课题同以往传统的史学研究课题相比,涉及到不少复杂的"敏感"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注重历史研究的时代感,有意识地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如苏联科学院主持编写的《20世纪的世界》(两卷本),即强调从新思维出发去揭示和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及相互影响。苏联史学家认为,研究20世纪的世界,其关键是提高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论水平。如果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不解决,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就不能提高。
他们认为,一些被忽略的,或很少涉及,以及根本没有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主要是历史规律和一般社会学的规律、历史分期问题、过渡时期问题、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历史时代和历史地区问题、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社会革命理论、全球性问题等。戈尔巴乔夫在苏***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当代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是由使世界经济联系国际化的科技革命的全面展开,信息和交通工具作用的加强,地球资源的现状,生态面临的总危机以及各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决定的。
这个理论成为不少苏联世界史学者认识当代世界的理论基础。同《20世纪的世界》相类似的选题还有《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战后的和解》等。这些选题缩短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历史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文学界在社会"改革"的推动下,开始了"文学改革"。在一些作家要求"创作自由"、"取消政治检查"的同时,涌现出多种文学思潮,它们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彼此攻击,"内战"蜂起。文学界出现了动荡,这种动荡和社会的动荡相一致,对当时苏联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56年苏***二十大之后,苏联作家在克服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同时,在文学界出现了一股彻底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逆流。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不仅怀疑斯大林的价值,而且也怀疑全部过去的历史",则集中反映了这些人的观点。
同年6月下旬,苏联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一些代表公开提出废除作品审查,改组作家协会,使其不再是"衙门"。会后,原来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趋于分裂,在文学界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改革派"和"传统派"。"改革派"也被称为"自由派"、"西方派"或"民主派",其代表人物巴克拉诺夫、贝科夫、格拉宁、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雷巴科夫、沙特罗夫、柯罗季奇、维诺格拉多夫、萨尔诺夫等。与该派观点接近的作家有艾特马托夫、扎雷金等。该派掌握的主要刊物是《旗帜》、《星火》、《莫斯科新闻》。
"传统派"同"正统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邦达列夫、别洛夫、拉斯普京、普罗斯库林、库尼亚耶夫、沃罗宁、阿列克谢耶夫、柯日诺等。传统派的主要刊物有《我们的同时代人》、《莫斯科》和《青年近卫军》。这两派在关于苏联文学的许多原则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们在各自控制的刊物上发表宣扬自己文学主张的文章,并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判。特别是改革派,他们依仗自己在各方面的优势,率先发难,向传统派频频发起挑战。
1987年4月下旬,全苏作协理事会召开全体会议,改革派和传统派在会上展开激烈论战。如果说在这以前苏联文学界在一些问题上只是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那么在此之后,文学界的"内战"则公开爆发。这表明,两派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两派原则性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认识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苏联文学的成就;如何认识1985年改革以来苏联文学界的形势;如何评价现代西方的文化;如何评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等。
在一些具体的文学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如,如何评价帕斯捷尔纳克、普拉东诺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作家;如何评价《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雷巴科夫著)、《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著)、《人生与命运》(格罗斯曼著)等轰动一时的文学作品。应当指出,他们的分歧还不仅仅在文学问题上,还表现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如,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评价斯大林等历史人物等。两派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是和文学问题上的分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